duocw.com_【官方首页】-多彩网蔡登山:许寿裳在台湾(1946—1948)——读许寿裳日记、书信(节选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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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持省编译馆

  

   许寿裳抵台后,6月27日即投入编译馆的筹备工作,开始起草编译馆组织大纲。分为四组:(1) 学校教材组,(2) 社会读物组,(3) 名著编译组,(4) 台湾研究组。馆中人员分为编纂、编审、干事、助理干事四等。其实在还没到台湾之前,许寿裳就已广邀人才,就其书信集,我们可得知一二,如5月27日致陈仪函云:“这事以求才为先,所以拟先邀专家二三人相助为理……余或可就地取材。”同日致袁圣时(袁珂)信:“兄如愿往台任编译工作,还希示知,弟抵台后设法安排。”同日致谢似颜信:“兄惠允前往,工作亦甚相宜。duocw.com_【官方首页】-多彩网”同日致程柏如信:“张一清兄才学兼长,素所钦佩,未识现任何事,能惠允往台否?恳兄代为劝驾,如蒙其允许,弟到台后,即当电邀并详告职务待遇,此时请兄与一清兄均暂守秘密,其他编译人才亦请代为物色数人。”同日致马禩光(孝焱)信:“如蒙惠允即当电邀,拟邀兄前往相助。”又据6月27日日记云:“发电傅巽生、张一清、戴静山任编纂与秘书。duocw.com_【官方首页】-多彩网发电邹曼支、何乐夫任编纂。发电马孝焱任编审。”7月28日致章微颍《锐初》信:“敦请兄为编纂……务请俯允,匡我不逮。”从他答应陈仪之邀那刻起,他人虽在南京但已开始广邀人才,一直到抵达台湾,甚至到了1946年年底他还继续不断地为这一新成立的重要机构寻找人才,费尽心力。

   7月8日编译馆筹备处成立,在龙口町(南海路)教育会馆对面,借得“参议会”的几间房子,开始办公。8月7日编译馆正式成立,至10月31日馆舍方才迁到表町(襄阳街、怀宁街口)。据当时在台湾省教育处教材编辑委员会当编审兼主任秘书的杨乃藩(1915—2003)回忆说:“陈仪竟有意把总督府指拨为编译馆馆址。他把此意告知许先生,并称编译馆工作展开后,规模宏大,人员众多,必须有一个像样的办公处所。许先生当即派员到总督府的遗址去勘查。殊不知该一建筑正是战事末期盟军飞机主要的轰炸目标,很大部分墙壁倾圮,瓦砾遍地,其中还栖息着上千名等待遣返的琉球难民;再加上大而无当,怎么能够作为办公场所呢?于是,乃再指定襄阳路与怀宁街、新公园省立博物馆旁的一幢房子作馆址(这座房子在编译馆结束后作为美国新闻处,其后又作为中国农民银行行址)。”他又说:“学校教材组,这一部分以编撰教科书为主(印刷发行由台湾书店负责),接收教育处教材编辑委员会的原班人马,已略具雏形。社会读物组,是编辑一般性的民众读物,许先生自己率先编了一本《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》,也要笔者赶编一本《简明应用文》,以应当时民间的急迫需要。这部分找人也比较容易,记得有几位许先生在北平女师大的学生如梁瓯倪等都被罗致。名著翻译组,这部分是重头戏,据说陈仪希望在短时间内译出世界名著五百部。这一想法来自日本,日本人大量翻译世界名著出版,以提升国民文化水平。由于许先生广泛的学术人际关系,他函电交驰,邀约多位高手来台助阵。其中有李霁野、章微颖、谢似颜、缪天华等。因为许先生是留日的,所以以通日文者为多;世界名著,也多由日文翻译过来。台湾研究组,对台湾历史文物作系统性的研究,主持其事者为杨云萍先生(现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,明史专家)。一位日本学者国分直一也被罗致,专事后龙、苑里及圆山贝冢等的考古工作。”

   起初,编译馆的工作开展不顺,据许世玮的回忆:“父亲相当忙,除正常上班外,晚上也常出去访友商议工作。有时回家时气鼓鼓地,脸色也不好看,我便知道工作不顺利。他在家里有时还发些牢骚,说人手不够,工作难做,编译馆内大小事情都得由他自己动手,连贴邮票、发信都是自己干。办公室、宿舍、交通车等等都要他去解决,所以特别累,而最伤脑筋的是请人这件事,答应来的人因种种原因迟迟未到,工作难以开展等等。”到了1946年下半年,编译馆已初具规模了。曾是许寿裳华西大学的学生的袁珂,也被函召于1946年8月底抵达台北。另外,10月初李霁野抵台,12月李何林也抵台。袁珂后来回忆说:“那时编译馆人才极盛,有李霁野、李何林、杨云萍、谢似颜等诸先生,真是众星璀璨。”尽管如此,许寿裳还是为了编译馆的各种琐事而忙碌着,他在1946年10月25日日记这么说:“夜作上公洽私函,力陈种种困难:(一) 本馆馆舍,(二) 职员宿舍,(三) 宿舍家具,(四) 交通车及小汽车,(五) 宴会请柬。请其婉告主管人员,对于本馆工作之特殊性质加以认识,本馆事务现状之特别困难加以了解,切弗漠视。”只是好景不长,经过半年左右,在次年的2月28日,却发生了“二二八”事件。

  

“二二八事件”

  

   陈仪领导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治台政策是“去日本化(奴化)”再“中国化”,这是战后台湾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的原则性指导纲领。当时任长官公署教育处处长的范寿康就说:“皇民化的教育是不择手段、费尽心力,想把住在台湾的中国同胞,都教化成日本人……变成为供日本驱使的奴隶……甚至禁止他们阅读现代中国的书籍……过去所受的不平等、不合理的皇民化教育,我们自然应该从速彻底加以推翻,用最经济最科学的手段使台湾教育完全中国化。”

   当时台湾人民遭构陷为日本化、皇民化,乃至于奴化,这些歧视与误解断非台湾人民所能接受。诗人王白渊对此指出:“……许多外省人,开口就说台胞受过日人奴化五十年之久,思想歪曲”,“台胞虽受五十年之奴化政策,但是台胞并不奴化,可以说一百人中间九十九人绝对没有奴化。只以为不能操漂亮的国语,不能写十分流利的国文,就是奴化。那么,其见解未免太过于浅薄,过于欺人”,“好像把台省看作一种殖民地,对台胞抱着一种优越感,使台胞和外省人,在不知不觉之中,渐渐发生隔膜”。

   当时的台籍作家吴浊流,在其自传体回忆录《无花果》一书中,对陈仪所领导的行政长官公署的种种作为,有着亲眼的观察与分析。他说:“在陈仪长官的部下里……从整个看来,拥有现代知识者少而古代官僚作风者多。……各机关接收以后,日本人所留下的位置由外省人所替代,而下面的本省人仍然居于原来的位置。因此,对工作、环境详细的本省人居于下位而不谙工作的外省人却悉数居于上位,于是就孕育了很大的矛盾。这样一来,政令的推行就无法顺利。那么本省人就走入愚昧的感情路线上,毫无顾忌把嫉妒表露出来,而外省人又抱着反正上位都是外省同志,所谓‘官官相护’,互相维护的关系,自然会怀有优越感而去轻视本省人了。”由于当时大多数的台湾人不懂中国的国语,加上前述台湾人被奴化的误解与歧视,当时的台湾人无论在政治权力、经济、社会,以及工作职位等各方面均受到刻意的不公平对待,此种差别待遇不仅造成台湾人民处处吃亏、双方的隔阂加深,也使得台湾人民十分不满。由于外省人的无能与蛮横而衍生出的省籍间倾轧,终于爆发“二二八事件”。接踵而来的是一连串的镇压行动,据估计民众死亡人数在18 000至28 000人之间,受害者大多未经审判即被枪决,甚至死得不知所终。

   许寿裳在2月28日当天日记云:“下午赴馆途中闻枪声甚多,至馆见馆门已闭,对面之永安堂、间壁之中和公司均被毁。赖子清送便当,馆中同仁皆困守一夜不敢出。”3月8日日记云:“夜十时后,开枪声甚密。”3月9日日记云:“台北到军队,知局势渐平。”对于此事件,许寿裳在3月22日给其子女的信件说:“其远因是受日本侵略教育的遗毒,以致国语国文隔阂既大,祖国文化懵无所知,其近因则为战时流氓被敌人征用,派往打祖国、打南洋,迨后悉数送回,伺机蠢动,毫无常识,其愚可悯,其悖可诛。”此信在事件后的二十天写成,在当时报纸均受到严密控制、信息不畅通的状况下,不排除许寿裳对于整个事件的远因、近因并不清楚,故有此论断;再者因许寿裳平日在工作中或生活中对台籍人士并无差别待遇,也就是说没有省籍观念,而对国民党统治引起的省籍冲突也未有深入了解,所以才有此种说法。

  

编译馆的裁撤与成果

  

   “二二八事件”发生后,虽屡遭蒋介石批评“不事先预防又不实报”的陈仪,已于3月17日致电蒋介石,表示“对此次事变决议引咎辞职”,但蒋介石没有同意。蒋介石不仅没有立刻撤换陈仪,反而责备当时党内相逼太急。直至同年4月22日,当时的行政院会议通过撤销行政长官公署,改组为省政府,陈仪方才下台。陈仪调回南京后,担任行政院的顾问,尔后,又被指派为浙江省省主席。可说非但没有因此事件而受到任何的责罚,反而直接荣升。

   许寿裳4月22日日记云:“中央社消息,台省主席系魏道明。”次日日记又云:“报上载魏主席昨已通过。……下午至公署访公洽。”24日日记云:“以辞呈面交公洽,不肯受。”对此,当时编译馆同仁程憬之回忆说:“同时外间对编译馆的攻击也乘时勃发: 陈仪因人设事啦,经费太多啦,没有成绩啦,思想有问题啦,不一而足。这情形许先生当然是知道的,但他依然置诸不理,劝告同事安心工作,赶快做。……五月中,魏道明主台的消息发表了,新任秘书长徐道邻曾与许先生三次共事的,早就到了台湾,但许先生没有去看他,人家问他打算怎样,他的答复是‘听其自然’。到魏道明到台湾的第二天,报章上刊出了编译馆撤销的消息,而许先生竟也在看报之后才知道这回事。”许寿裳5月17日日记云:“《新生报》及《省政府公报》,载编译馆经昨日第一次政务会议议决撤销,事前毫无闻知,可怪。在我个人从此得卸仔肩,是可感谢的;在全馆是一个文化事业机关,骤然撤废,于台湾文化不能不说是损失。”流露出他压抑的愤怒。6月25日日记又云:“来台整整一年矣,筹备馆事,初以房屋狭窄,内地交通阻滞,邀者迟迟始到,工作难以展开。迨今年一月始得各项开始,而即有‘二二八’之难,停顿一月,而五月十六即受省务会议议决裁撤,如此匆遽,莫解其由,使我表见未遑,曷胜悲愤!馆中工作专案移交者近三十件,现款专案移交者百五十余万。知我罪我,一切听之。”

   据袁珂说有关编译馆突被裁撤,其原因有三:“一是许师是鲁迅先生三十年的老友,思想有左倾嫌疑,所邀来馆工作的职员,含左倾进步色彩的,也不乏其人,如李何林、李霁野等;二是所编教本或读物,不合官方口味,亦有左倾嫌疑;三是‘二二八’事变后,本馆有张、刘两位同事以共(产)党嫌疑被捕(说他们是事变的策划者),许馆长知其无辜,亲自坐车去将他们从警备司令部保释出来。”

编译馆从成立到裁撤,仅短短十个月,1947年6月24日,编译馆改组为编审委员会,由教育厅接管,当时负责移交的是章微颍(锐初)。据许世瑮说:“章微颍先生为先父寿裳老人任教北平高师之学生,是时执教于重庆,随即请辞,来台就职,后兼任秘书,三十六年六月编译馆结束,已印成图书二十余种,稿件三百余万言。”学者王小平指出:“同时,编译馆还承担了宣传委员会、国语推行委员会编撰的部分公民训练教材的出版任务,如《国语》《注音符号》《地方自治》等八种书籍。根据《台湾省编译馆工作报告》,可以得知,到1946年11月为止,编译馆以学校教材组为例,已经完成了成人班及妇女班应用课本七种的初稿,‘国民学校’教材从光复初小教科书到高小、初中、高中、师范、职业学校教科书等各类学校教科书亦共七种。”而社会读物组编辑的大众读物,总称为“光复文库”。据学者黄英哲的统计,已刊的有许寿裳的《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》、黄承燊编的《标点符号的意义和用法》、杨乃藩编的《简明应用文》、马禩光编的《王充传》、朱云影的《日本改造论》、黄承燊的《四书浅说》、梁瓯倪的《妇女的生活》、袁圣时的《龙门》(童话集)共八种。而名著编译组,据李霁野说:“我在编译馆是编辑名著译丛,因为我译的《四季随笔》已经在期刊上发表过,(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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